看到戏服被投进锅炉时，同超心都要碎了。他撇过了头，眼里噙满泪水。直到导演喊“咔”，他的眼泪还止不住地往下流。
在电视剧《主角》里，同超饰演周存仁一角，是主角忆秦娥四位师父中的一位。而现实生活中，63岁的同超也和秦腔相伴了50年。看着戏服着火，即使是在拍戏，同超的心也有一种被“撕碎”的感觉。“像是我的命被扯去了一样。”
5月，电视剧《主角》在央视热播。这部剧改编自作家陈彦茅盾文学奖获奖同名小说，讲述了秦腔名伶忆秦娥近半个世纪的艺术人生。
据西安日报消息，《主角》在央视一套单集最高收视率达4.487%，在西北地区的实时收视率超过10%，其中西安本地峰值高达15.1%，相当于每10台开机电视有1台在播放这部剧。
这部电视剧热播的同时，将秦腔这个古老剧种重新拉到大众视野。新京报记者采访了四位与秦腔息息相关的人，以下是他们的讲述。
今年4月，西安演艺集团青年团在甘肃秦安县演出，王星媛在《杨门女将》里饰演穆桂英。图源：西安演艺集团青年团
秦腔就是我们身体里流的血
讲述人：同超，63岁，一级演员，西安演艺集团青年团艺术指导
我1963年出生在陕西省西安市高陵县（现高陵区），1975年12岁时考上县里的高等戏校。那时候戏校只收60个学生，7000人报考。
学戏苦得很，腿功、把子功、毯子功这些基本功对柔韧性、耐力要求很高，刚开腿的时候教室里鬼哭狼嚎的。
这些还不够，饥饿是最难扛的。我们一天只有两顿饭，全是稀饭和棒子面发糕。我们是农村的娃，背粮学戏，家里没有那么多粮让我带。半夜饿得不行，几个男生溜到厨房偷吃的，和电视剧里忆秦娥小时候一样。
对于我来说，这些都不是最苦的事。真正苦到骨子里的是另一件事——在我上戏校的第二年，母亲去世了。
她病了很久。去世前一天是个周日，我回家看母亲。在我准备返校时，母亲朝父亲很艰难地招手说：“给我5块钱。”
父亲给了她5元。她把我的手拉过来，把钱放在我手心里，然后把我的手指一根根攥紧，含着眼泪跟我说：“娃呀，我娃好好学，一定要学个把式。”把式在陕西话里，就是要学到最好的意思，母亲希望我能成为主角。
我哭着回到了戏校。第二天练功时，哥哥来了，穿着一双白布包着的鞋。我一看，知道母亲不在了。那一年我13岁，天塌了。
我不想学戏了，跑回了家。父亲给我做工作，说考这个学校不容易，而且这是我母亲的遗愿。我咬着牙，又回去了。从那天起，我每天早上5点起床，晚上12点睡觉，一天三趟功。别人睡觉，我在练功场。下乡演出时，我就找人家碾完麦子的场地，在那儿练。
练功消耗大，容易饿，晚上饿了我就喝凉水，把肚子喝胀。我有个师兄拉板胡，我们约定谁起得早就把对方叫醒一起练。
14岁时，我“倒仓”了，进入青春期，嗓子变得嘶哑，像个破锣。唱不了戏，老师也不愿意教我：“你别干秦腔了，唱秦腔就凭好嗓子，你学了也演不成。”
我不服。老师不教，我就跟着同学学。我知道，一旦失败就只能转行幕后或改演武丑行当。17岁时，嗓子出来了，那时正好青海湟中县（现湟中区）要成立秦腔团，来西安招人，我成功考上了。那一年，离母亲去世整整4年。她给我的5元，我一直没花。
1990年，我被调回西安，进了西安市五一剧团，当时李爱琴老师是团长。1996年，她一招一式给我排《清风亭》，我演里面的主角张元秀，他是一位以卖豆腐为生的善良老汉，与妻子在清风亭拾养弃婴后，含辛茹苦抚养十三年，最终因养子考上状元忘恩负义拒认二老而悲愤身亡。
这部戏排出来参加陕西省传统戏调研，拿了一等奖。过了两年，就有人写文章了：“同超是秦腔舞台上的一个活老汉，真把老汉演活了。”
张元秀属于老生行当里的“衰派老生”，指的是那些受过坎坷、家境贫寒、生活阅历丰富的老人。现在西北五省演的《清风亭》，都是按我的版本走的。
《主角》开拍的时候，剧组找到我，一开始是请我去给影视演员做戏曲指导，教他们练功、排戏。后来导演组看我的形象、气质、身材都特别适合周存仁这个人物。我试了一段戏，张嘉译老师看到，立马和我签了合同，他觉得这就是老艺人的范儿。
《主角》电视剧拍摄时，周存仁（同超饰）教青年时期忆秦娥（刘浩存饰）秦腔的武戏功夫。受访者供图
周存仁这个人，内敛、刚毅、稳重，富有正义感。他是“存字辈”里的武戏宗师，对戏艺极致较真，在动荡的年代甘心隐于剧团做杂役，哪怕一身本事被埋没也从不抱怨。
剧里让周存仁最难受的是两件事情，焚烧戏服和大师兄苟存忠去世。
我在演这两场戏的时候也特别难过。在烧戏服的时候，我心里感觉——这不是在烧衣服，是在烧我周存仁，烧我同超，烧我们秦腔，烧我们西北老百姓的灵魂。秦腔就是我们身体里流的血。
剧里周存仁实在舍不得，和另外两个老艺人，把十几口大箱子的戏服全部打包，背到剧场的灯光楼上面。对于他们来说，保护好戏服就像保住了自己的命一样。
还有苟存忠死在舞台上那场戏，苟存忠用生命给忆秦娥上了最后一堂课——戏比天大。
当时剧团里有两台戏要演出，一台是四个老艺人的《鬼怨·杀生》，一台是忆秦娥唱主角的《杨门女将》。四位老艺人为什么非要演第一场？不是为了出风头，是为了给娃暖场，把场子烘热了，第二天娃们好演。
现实中我也会这样。我从1994年就开始带学生，带了32年了。我带学生从来不打不骂，一遍不会讲两遍，十遍八遍我都教。但娃下去必须给我好好练。吃不了苦，在舞台上就成不了主角。
我12岁学戏，现在63岁了，精神得很，我还要继续为秦腔奋斗。我相信秦腔未来会越来越好。我们剧院演出，底下坐了不少年轻人，他们都是大专院校毕业的，能看懂秦腔里的故事。秦腔讲的不是儿女情长，而是家国情怀、精忠报国，是西北人的精神食粮。
同超杀青时和刘浩存合影。受访者供图
给老乡们演出，就像演给奶奶和小时候的自己
讲述人：孟真，甘肃人，40岁，大晟剧团负责人
我有一家将近100人的民营秦腔剧团，专门给农村的老百姓演出。
我们剧团的演出95%都在甘肃、陕西、宁夏的农村。几个村子联合起来请我们去，差不多四五天换一个地方，每处演10场。主要在庙会上演，有时也在广场上、马路上、收完庄稼的地里演。
在农村演出，老百姓不用买票，演出费是村里人你三百我五十凑的，有点像“线下打赏”。每到一个新的地方，老百姓都主动帮忙搭戏台、给我们送吃的、邀请演员住自己家。我们离开时他们那种恋恋不舍，让人心里特别热乎。
观众大多是五六十岁的人，也有八九十岁高龄的老人。周末和节假日，那些放假的年轻人会带着几岁的小孩过来看。一场下来，少则两三千人，多的时候要上万人。有一次在甘肃的深山里演出，下着大雪，台下的老人们就坐在雪地里一动不动地看。他们是真的热爱秦腔。
很多人以为秦腔是陕西独有的。其实甘肃的甘派秦腔，武打戏、花脸脸谱、烟火绝活都很有特色。
有两场戏我每次看都会流泪。一个是《金沙滩·五郎出家》，杨家将满门忠烈、兄弟血洒沙场后，五郎以出家完成精神上的殉国；一个是《下河东·困营》，讲赵匡胤被困，回想自己东征西杀为了百姓不再战乱，最后却因奸臣身陷囹圄，悔恨交加。
这两出戏都非常悲壮，让人感受到英雄的家国情怀。我经常在演出结束后给大家讲，我们的子孙后代长大后，也要像秦腔里演的一样保家卫国。
2026年5月26日，孟真的剧团在乡下演出。受访者供图
今年从大年初三到现在，我几乎没有休息过。剧团每天都有演出，一个月能演五十场左右。
剧团是我在2024年拿出所有积蓄创办的。在创办前，我把这个梦想埋在心底20年。
我打小就喜欢秦腔。甘肃山村穷，没有别的娱乐，过年时村里高音喇叭里放的都是秦腔。每次庙会，奶奶都会带我去看，每年能看上两回。那时候人山人海，我经常坐在奶奶肩膀上看。
奶奶的命运很坎坷，我觉得她的一生就跟这些戏里的人物很像。长大后每次看秦腔，就好像看到奶奶在村口等我回家。
初中毕业时，我想学秦腔，但是老家人那会儿觉得学秦腔没什么前途。大专毕业后我在北京、上海都打过工，做过服务员、电工、滑雪教练、电脑维修师。这里没有人唱秦腔，知道秦腔的人也很少。
2007年大年三十，我在北京，拿着MP3听秦腔，捂着被子哭了出来。我太想家了，听到秦腔好像能离家近一点。
后来我回到老家创办劳务公司，逐渐生活稳定又有了一些积蓄。2024年，我决定创办“大晟”剧团，谐音于《西游记》里的“大圣”，想要大干一场。我和妻子说：“给我三年时间，我一定让剧团活下去。”
我创办剧团时，很多演员告诉我，演三四个小时的戏，只能拿几十元。但我给他们按天算，最低一天两百元，高的四五百元，从不拖欠。现在演员将近一百人，“80后”占七成，“90后”十多个，最小的只有16岁，是个翻跟头的武生。
去年我投资近200万元排新戏《青天海瑞》、100万元排《潞安州》，排新剧目演员工资要提高，请编剧、导演也要花钱。这两部戏推出后好评连连。
我又在音响设备上砸了300万元。以前用高音喇叭刺刺啦啦，现在像演唱会一样，有低音、中音、高音，加上电子屏、灯光，视觉听觉都上来了。
但这些投资对民营剧团来说就是天文数字。我把房子卖了，把以前搞工程的机械也卖了，跟朋友借钱，现在负债三四百万元。演出已排到八九月份，撑着也要演下去。老百姓把咱当回事，咱就不能食言。
距离我和妻子说的“三年之期”还有一年时间，我希望先让剧团存活下来，有机会再到大城市的舞台上去展示，让更多人知道秦腔。
在舞台上一站，我就是穆桂英
讲述人：王星媛，22岁，西安演艺集团青年团演员
我2004年出生，母亲是三意社的秦腔演员王瑛，父亲是戏曲导演。他们两个都忙，所以我三四岁的时候就被母亲带到了三意社的后台，听着秦腔长大。
小时候我对秦腔的印象很简单：旦角阿姨头上的装饰好漂亮，穿得也好看；花脸叔叔会故意吓唬后台的小孩，我被吓哭过无数次。他们演什么唱什么，我一概不懂，但就是觉得美。
我小学毕业后，吵着闹着要学戏。父亲不同意，他知道有多苦多累。但我非要学，他妥协了。我当时根本不信他们说的苦。我想，到底能累到哪儿去？
到了戏校，我傻眼了。每天早上6点练早功，跑圆场、喊嗓子，一个囫囵觉都没睡过。让人哭得最惨的是腿功。练腿功时，我们的文化课老师从教室门口经过，说：“你们那是咋了？我以为你们在杀人。”
学戏磕磕碰碰，身上青一块紫一块，老师也会拿着藤条站在旁边纠正动作。母亲有一次看了，心疼地说：“你非要学戏，你看你身上哪个地方是好的？”
《主角》里很多人对忆秦娥勒头的那段戏印象深刻，在台上她差点吐出来，下台之后她直接晕了过去。拍得其实很写实。
我第一次勒头是在16岁，排《白蛇传》，当时差点吐出来。后来排《杨门女将》，早上没吃饭，老师给勒得太紧了，不到5分钟就蹲下狂吐。
勒头时脑袋被勒到血液不流通，所以会晕会吐。每个角色都要勒头，只是步骤不一样。旦角头上还要戴七星额子，有的很沉，摘下来后一宿都睡不好，头是麻的。后来慢慢习惯了才好。
2026年4月，西安演艺集团青年团在天津演出，王星媛在《白蛇传》里饰演白素贞。受访者供图
老师说，戏曲跟舞蹈不一样，它是很多种艺术形式结合在一起的。戏曲表演有“四功五法”：唱、念、做、打四项基本功，手、眼、身、法、步五种技法，一切都是为了给角色服务。你既然选了这行，无论多苦，坚持就好了。
我问过妈妈，这一切的苦，她是怎么坚持下来的？她说，秦腔是她生命里最热爱的东西，离开它都不知道该干嘛了，那是一种无法割舍的情感。她小时候听到别人唱戏就喜欢上了，不顾我姥姥反对，一个人从渭南跑到咸阳学戏。
我母亲的代表作是《哑女告状》，讲一个大小姐被继母虐待、被毒哑，最后沉冤得雪的故事。我每一次看到结尾，大小姐嗓子好了，喊出“冤枉”的那一瞬间，我都会忍不住流泪。她所经历的一切不公、一切虐待，全在那一嗓子里喊出来了。
后来当我站上舞台中央的时候，才真正理解母亲的心情。
从2022年开始，我参加了上百场演出，大部分演的是主角。我最喜欢的角色是穆桂英。老师排戏的时候跟我说，穆桂英不是一般的旦角，她是经历过大大小小战场的一位女将军，英姿飒爽，要想象自己就是那身经百战的将军。
每一次演出完，老师都会告诉我哪里不足。这样慢慢练下来，就像电视剧里说的那样：穿上这身行头，往舞台上那么一站，心里装的是千军万马，我不再是自己，我就是穆桂英。
2026年4月，西安演艺集团青年团在天津演出，王星媛在《杨门女将》里饰演穆桂英。受访者供图
我们去甘肃乡下演出的时候，场场爆满。台下乌泱泱全是人，甚至有人爬到电线杆子上看戏。秦腔对他们来说是精神食粮。
当我出国演出时，我感觉到秦腔是一种情怀。身在异国他乡，无论你走多远，板胡声一起，你就知道，那是来自家乡的声音，它就是陕西人的根。
现在很多西安的年轻人不知道秦腔，它的受众更多是中老年人。但我觉得，像《主角》这样好的剧火了，带动着秦腔火出圈。哪怕只火几个月，最起码能让人知道有秦腔这回事了。
从0到1很难，但从1到2就容易多了。有人知道，就会有人好奇；有人好奇，就会有人了解。我们做好自己该做的就行了。站在台上，把戏演好，把传统守住，这就够了。
秦腔是天地之间、山河之上，人的愤怒与悲鸣
讲述人：陈拾（笔名），陕西人，41岁，文化旅游从业者
很多人不知道，清代乾隆年间四大徽班进京、京剧出现之前，北京的戏曲界是秦腔的天下。
虽然我是西安人，但小时候对秦腔了解不多。直到6年前我创业做文化旅游和文化挖掘的工作，才慢慢知道秦腔曾经的辉煌历史。
秦腔是在明代开始从西北地区往外走的。山西和陕西的商帮，是明清两代最会做生意的一群人，他们的足迹遍布全国。山陕商人在全国各地建了无数山陕会馆，每一座会馆里，必有一座戏台。
秦腔不讲究婉转圆润，或是余音绕梁，它要的就是一个“破”——把嗓子吼破，把胸腔吼破，把天也吼出个窟窿来。
这种声音从丹田里顶上来，经过喉管时几乎将声带撕碎，最终从嘴里喷薄而出，就像一把沙子扬在了风里。
在西北的底层人民太苦了，他们需要一种能把骨头缝里的委屈和愤怒都吼出去的东西。于是，秦腔从黄土的缝隙生长出来。
到了明朝末年，秦腔已经不只是一门地方戏了。它是一场运动，是一种在底层社会迅速蔓延的声音革命；它粗野、有劲儿，明末清初，当一波波的兵火把中原大地烧得面目全非时，那些活着的人蹲在废墟上，他们需要一种有力量的声音，一种能把堵在胸口的那团东西吼出去的声音。秦腔就是那个出口。
戏台上，《杨家将》《金沙滩》《潞安州》，演的全是硬骨头。花脸一上场，铜锤一摆，一声吼出来，台下几百人跟着血往头上涌。一个人吼不出来、不敢吼的话，台上替你吼出来；一个人咽不下去的屈辱，几百人一起陪你咽下去。
到了康熙后期，秦腔在北京城里的地位已经仅次于昆曲和弋阳腔。到了乾隆四十四年，那个在《主角》电视剧里频频提到的人物魏长生出现了。他带着《滚楼》进京。《滚楼》一出，北京城的戏园子从早到晚挤满了人。当时北京城里流传一句话，叫“听了秦腔，肉酒不香”。
秦腔在北京和昆曲打了个擂台，史称“花雅之争”。但这种空前盛况没有持续几年，紫禁城下了一纸禁令，不仅禁止秦腔戏班演出，还强制艺人改行或离京。
官方的罪名是“淫戏”，但其实这个罪名根本站不住脚。秦腔里透着一股子北方人的血性，那是透过土地，烙在基因里的东西。他们恐惧这种血性，更恐惧这群人聚在一起。
被逐出京城的秦腔，退回了它出生的地方——那布满沟壑的西北大地。人们庙会上唱，婚丧嫁娶上唱，丰收了唱，闹饥荒也唱。它退回了“地方戏”的身份，退回到了西北百姓最日常的生活里。
两百多年后，秦腔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。那些曾经被斥为“淫戏”的老剧目，被后人从故纸堆里翻出来，重新搬上舞台，重新被审视、被研究、被尊重。
2026年4月，西安演艺集团青年团在甘肃天水伏羲庙表演，一个孩子坐在家长肩膀上观看。图源：西安演艺集团青年团
我上初中时，陕西媒体《华商报》上连载了陈彦的小说《装台》，《主角》出版后我也很快读了，没想到能改编成这么好的电视剧。
这部剧我最喜欢的细节就是对于鼓的描绘——胡三元说自己不仅是司鼓，更是一台戏的灵魂；花彩香说他的鼓“能敲到麻筋上”。在很多戏曲中，伴奏往往为演员服务；但是在秦腔里，节奏和演员的声音同样重要。这部剧把这个特点演了出来，其背后暗含着不同地域人群的审美取向。
我觉得未来想将秦腔传给年轻人，必须年轻化、形式创新。最近短视频平台摇滚版的《范进中举》很火，年轻人纷纷二创。就像电视剧《主角》一样，演员妆造漂亮，戏曲听着好听，人们自然会去探究背后的文化。
秦腔是属于大地的艺术。如果去看看乡下的演出，能感受到什么叫生命的迸发力。我常常想起上个世纪90年代我在宝鸡农村看过的一场戏。那是雪后的原野，老人们穿着粗布衣服，坐在戏台下面。
喇叭音质很差，我听不清唱什么，但那些黝黑粗糙的百姓脸上，表情如痴如醉。他们早就把唱词烂熟于心，去听的不仅是故事，更是忠孝节义、恩怨情仇，是天地之间、山河之上的共鸣。
新京报记者 郭懿萌
编辑 陈晓舒
校对 刘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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